原文地址:第四讲 语言(下)作者:刘恪 第四讲 语言(下) 仍然从文学语言是什么开始谈论。文学语言是什么?这可以是一个无穷述谓,永远类举不完。例如说文学语言是生产与再生产的语言。文学语言是变形异化的语言。
文学语言是具有韵律和音响节奏的语言。文学语言是拟仿游戏重复调侃的语言。文学语言是诗情画意的抒情性语言。
文学语言是一种反讽幽默语言。文学语言是一种客观冷静的叙事语言。文学语言是一种隐喻象征的语言。
文学语言是一套日常生活经验简洁朴实的语言。文学语言是一套个人风格语言。在这么多的列举之内,我们不能说某一说法是错误的,但又没有全面体现文学语言这一定义。
从语言史看还没有人对文学语言给出一个准确定义。这说明什么?说明文学语言内涵丰富,外延与内涵溢出它自身现象之外,同时还说明了文学语言总是相对于的语境,除了相对性以外,文学语言还可以无限类化,这都导致了文学语言无法准确定义。我们采用任何肯定的判断都是将文学语言的部分特征与功能片面化,因此要认清文学语言的本质最好采用否定式的方法,指认文本中非文学语言的现象后,重点注意文学语S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对比考察。
首先把文学语言的特殊现象与普遍语言现象相区别,然后将各种特殊的门类语言相互区别,专业性便是特殊性,为什么文学的专业性会造成语言上的反语言现象呢?最后从文学语言的发生学去认识,文学语言是本能无意识的,是感性把握的,除文学语言外,其余语言都是科学的分析语言,是逻辑化的理性把握。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语言带有自身的矛盾性,它既是某种语言又不是某种语言的悖论。
例如文学语言是一套精致雅化的人工语言,当这套语言模式化概念之后,它又不是文学性语言。日常生活语言我们说它不是文学语言,当它进入特殊规定的语境之后,它又成了很好的质朴简洁的文学语言。因此文学语言必须依具体的语言实际状况去分析定位,不能统一规定什么是文学语言。
可是具体讨论文学语言我们总得有一个大致准确的标准定位。否则我们说文学语言就只是指个人自己内心的文学语言,这样便失去了对文学语言的科学讨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要反复地引证西方语言著作,讨论各种语言学流派,目的是确定一个语言的国际标准,所谓中国文学也在这种国际标准下去定位讨论,不然,每个人各执一词永远讨论个没完。同时还特别把文学性问题拿出来讨论,我们谈的是文学而不是别的东西,我们确定文学语言的共同前提,按这个标准下去鉴别中国文学的语言现象,估评它的得失,充分评价应有的文学语言的成就,同时也看到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失败的地方,找出其根源是什么。什么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而且具有极复杂的语言元素,经过特殊思维之后产生的一套精致的装饰性语言。
文学语言有一套复杂的声韵安排,遣词造句都经过周密慎重的修辞技巧,是一种反语法而又偏离常规的技术性语言。文学语言要突出显示人物,时间,场景的独特状态,构成语言的意境。
总之它要特别,特别到引起人们对它的特别关注。它不同于社团群体交流的规范语言,也不同于人们日常随意使用的习惯语言,还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使用的逻辑分析语言。
文学语言用形象性来标志自己。(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第150页)语言使事物变成一个独立的形象体,由词语和句子组织的独立形象,这种形象性可以作如下理解:一方面指语言的丰富、生动、形象的,具有独特的表现能力,是语言自身的形象现实。另一方面语言是塑造形象的手段,但这里我强调语言形象和事物形象的统一谐调。因而有事物的形象,人物的形象,观念的形象,变化的形象,这种形象既是结果又是正在构成形象的形式过程。
准确地说,因形象语言建构形象,不仅要显示形象的形式,还要显示形象的意涵,并且将这个用语言塑造的形象重新组织在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内,即一个系统的关联整体。池塘里有荷花开了。
这是一个人陈述语言,是一个普通语言结构,它的核心是:花开。早晨太阳的金线探头探脑地撤退 宣告银灰色的雾纺成清凉的蚕丝 从浮萍中伸出绿手的芦苇来不及 采摘穿紫衣服的菱角——花开了。“花开”一词是普通的语言,我们通过铺垫的手法,把它前置化,使它在一个语言段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众星捧月。这样的语境便决定了“花开”一词变成个人独立的形象,它是语境言说的结果。
语境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太阳,晨雾,浮萍,芦苇,菱角都是相互关联的形象,是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形象,虽然这些语言充当了描写功能,但它们是形象的。注意这种形象仅是一种语言的指谓,它并非真实的阳光,细雾,芦苇,菱角与浮萍,语言形象指向了事物,但它本质上仍是虚拟的,这种虚拟带有想象性。花开了,花冠一打开便笑成了十六岁的少女。涟漪荡开伸出一支含苞的荷花,早晨的太阳轻轻地撕开了那些花冠,露出了黄灿灿的柱头,清风一抚摸便把那香气传给了那些高高低低的蒿草与菖蒲。
清风揭开了穿绿衫的荷叶裙,一片粉红色的花冠掉下来,便落了满荷塘的窸窸窣窣…… 有几颗晶莹剔透的雨,挂在荷花的冠顶,她觉得太灿烂,泪水打湿了透着香息的花蕊。荷花打开了,那个女人早把青春化成了都市的尘泥。
花开败了,但香气不散。这朵莲花打苞等待着,那朵荷花却迫不及待的开放了。湖上菡萏不同时,月下秋香九月花。一个形象可以有无数的语言形成的表述,这就构成语言的修辞形象,我们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 1,同语变用。
指同一个词在各种不同的变化阶段中重复。2,迂回换用。真正的对象和事实不直说而用另一个比方。
3,反说正用。这个方法与正说反用同属一个手段。你这一招太厉害了。4,A作B 用。
隐喻和借代的方法都是如此,包括换喻。5,轻说重用。婉词意重。
或重说表示的都是关爱。6,重复使用。可以分为句首中句尾的重复使用,排比,顶针都是。
文学语言在词序和句法方面均是貌似正常的反常用法,这种语言形式的特征还有是作为最低限度内的情感内容,(日常平俗线边的)与具有最高限度的逻辑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日常情感与庸俗价值观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高级繁复的语言形式,形式自然会有出人意料的内涵。自启蒙以后,对语言的认识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思路:语言的发生源于对意识的反思,是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人特有的反思的理性能力需要它,便寻找区别语言的特征,成为表达事物的工具和方法,语言是我思的产物,因而也是近代哲学的关键所在。
语言成为意识的结果,这样我们还可以归结为是某种内容产生了语言形式。我们需要语言,而我们需要的本身却来自一个没有起源的东西:灵魂的基本能力。这是一个目的和结果的循环。
卡西尔说是“凭借特定属性而进行的指称行为,必须同时也被视为这一过程的开端与原则。”(参见《语言与神话》,第57页。
) 语言根源何处?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论题,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拉康的意见是,与语言具有人的无意识结构,由此可见是语言决定了意识,语言有一种内在结构的形式,我们可以独立讨论语言形式,它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结构主义从差异中找到意义的产生,要回答语言是什么?有何功能?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理论问题,文学和文学理论要讨论语言不能总纠缠语言的起源,语言是什么?我们的重心是要找寻文学语言形式的特征及它的功能效果,我们不单单要知道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字符,语言关于世界概念,语言指称的事物,我们要找到语言的内在形式是如何显示的,如何显示为我们的文学语言的形式特征。我们不是它思维的中介,也不是它假定的语言性质,更简单地说我们不需要语言理性逻辑形式,我们要的是语言作为日常生活经验的感性形式,从原始本能的感受力上体会世界万事万物的诗性表述,我们不是对事物的客观表象的关照与再现,我们要的是语言形式在形象地复活事物时,语言直觉下的独特的形象的形式。
我们以此为文学语言的基本准则来要求我们中国现代110年间的文学现象,要求中国的文学语言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这个要求,又承传了那些新的语言要求,当然也以此条件来衡量中国文学语言失败的地方,考察中国文学语言面临的严峻性。我们不能把语言作为一种再现和模仿事物的一种工具。虽然语言的指谓性承认了语言对现实的某种作用。但语言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活动,语言的活动中伴有强烈的敏感的直觉因素,更重要的还有想象的要素,这使语言仅是拟真性是非确定性的,因此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便是象征隐喻的特征,作为诗性智慧的创造物。
应该说语言里充满了感情直觉与情感,人类靠本性拥有语言,这个本性难道和本能欲望没关系吗?我不知道赫尔德为什么否认语言起源于感性直觉与情感。他说人的思想自由驰骋,感觉从各个感官浩浩荡荡地涌入思想中。
在这感觉的海洋里,人可以采取一种说话方式把某一波浪孤立出来,使之停滞不动,然后将自己的全副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波浪上,并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此刻人表现出反思。
……有意识地玩赏某一形象,并且清晰冷静地注视这一形象,辨析那些证明其为此物而非彼物的特征。……这种辨认活动是通过一个必须使之抽象出来的特征而产生的,是通过一个作为意识因素清晰地显现出来的特征而产生的。……反思的第一特征便是心灵的词语。人类言语随之而产生。
(参见《论语言的起源》)这里的语言产生于反思,我可以肯定指的是逻辑思维的语言,更明白地说是哲学、社会学语言。文学语言是感性直觉地,是自由想象的。
如果思维不停地返回去多次反思,这种反思就如同筛子不断过滤把人的直觉性和敏感性都会筛选掉。我想可以这样比较,思想语言要追索什么?反思,辩证思维。文学语言要表现的是什么?直觉意识。
是一种感觉活动。我们称它为创造性直觉。语言是一种纯粹形式的王国,无论它指声音,还是指它的字符,不过语言的形式是内部经过二度转换的,不如艺术形式里的绘画与音乐。
语言的内部形式是它形象的形式,或者形象的形式借助声音与文字表达出来作为文本中的句子,或者文本里的声音与字符形式是我们大脑里二度生产为形象的形式,这是发生学与研究两个方向的区别。于是我们可以肯定语言形式有其二重性,首先它是一个单纯的声音与字符给予的直观感知,一种直接感触所构成的世界性质。其次它由文字与声音给你制造各种感官的形象声音、色彩、触碰、嗅觉、形态,(图像与节奏等)以此构成的想像世界。
这是我推知的语言形式的外部和内部,真实客观世界和我们的意识世界的形式又是另一回事儿。但可以肯定人文科学和艺术世界它们首要的是一个语言世界,所不同的仅是它们是特定意义上的语言,是各种不同的类型语言,特别要注意的是文学语言形式是一套艺术直觉的符号语言,每个符号都会有特定的能指与所指。文学的符号语言最重要的它不是客观现实的模仿与搬迁。
文学符号语言里有三个因素:情感,直觉,想像。这决定文学语言不仅仅只是表意,描写客观的真实性,这些对文学语言才真正是工具性的、媒介性的。文学语言绝对意义上它是一种审美符号,诗的语言无疑是审美的,日常生活语言进入文学文本也同样要进行审美创造。这要文学语言是一个有别以往的独特形式,并要求与形式相适应的精神内涵,二者是自由和谐的完美的整体相统一,它应该是一个完形的审美形式。
语言的指涉功能是个关键话题。承认语言的指涉功能意谓着承认模仿、再现,承认现实主义文学。
何为指涉?指涉(référent),是指针对实有之物,语言是现实客观之物的指涉,如果我们承认前文讨论的指谓,那么语言一定是指涉性的。现实主义,一是社会历史时代发展的总趋向,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细节描写。如果我们用语言对它们进行真实的模仿,那么语言的指涉功能便是确凿无疑的,现实主义对这种指涉功能坚信不疑。通过指谓的考察使我们相信语言确有指涉能力,对这个功能的承认也不算弥天大罪,关键问题是现实主义把语言的这种指涉功能强化了,使语言符号成了现实主义的替代品。
1912年雅可布森发表了《论现实主义艺术》,认为借喻、借代在现实主义中占统治地位,而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中则是隐喻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雅可布森是承认语言的指涉性的。1956年他撰文更清晰地论证了他的观点:根据邻接关系,现实主义作者往往会从情节到氛围,从人物到时空场景执行借喻偏离操作。
他尤其偏爱部分代替整体的细节,采用借喻的文学语言指涉现实主义的人物,场景,情节,氛围,并且指出细节也有这种指涉关系。指涉看起来确凿无疑了。
问题出在哪儿?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语言除了指涉语言自身以外,语言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的符号内部,能指与所指并不指涉外部的现实世界。这个矛盾大了。
结构主义以来的语言事实被20世纪中期后的全球理论家所认同,很坚定相信语言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文学文本从不谈论外在文本的事物的状态;所有我们看似指向外界的指涉,事实上都起因于某种严格的,任意的约定,而外在于文本的因素纯粹是词语魔术所产生的幻觉。
(美)托马斯·帕维尔 这里产生一个新词:指涉幻象。这个指涉的幻象不仅针对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外部指涉,也针对语言针对自我主体的自我指涉,我们觉得语言指向了现实客体,或者自我指涉,这仅是一个虚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契约,不可能真正的实体指涉。
语言指向事物,语言仅是一个符号,而所有的事物实体是不可能搬迁到文本中来的,人物不能进入文本内,他仅仅是一个语言形象。语言指向实际之物仅是一个想象逻辑的存在,指涉是一个虚拟的幻象。另一方面语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约定俗成的契约。
它是根据语境相对而确定的。索莱尔斯认为现实主义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文本与现实之间关系属性,它也是约定俗成的,是社会群体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契约。
我们把现实主义概念移到杜甫身上,把浪漫主义概念移到李白身上,就可足见某种主义的写作不过是一个文本规约的集合,它会因解释者不同的视角与方法定位名称。传统将现实主义定位,语言可以复制现实,文学可以像镜子或窗户那样反映世界,忠实地再现客观现实。今天否认模仿与再现以后,现实主义概念的表述是这样的:一种具有自己规则和规约的话语,一种编码,一种既不比其他编码更自然,也不能比它们更真实的编码。(参见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第100页)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仅仅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还有因个人事物视角不同给予它一个不同的命名。
总起说来,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是一个悖论:语言相关于现实而又和现实没什么关系。现实有其独立性,语言也有其独立性,它们的关涉也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的指涉功能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可以分为外指涉和内指涉。所谓外指涉指语言针对他者的交流关系,语言可以指向万事万物,语言作为符号任何时候都会唤起符号对该事物的想象。信息在一个语言活动内所涉及的时间、地点、参与、活动旅程、开端、终止都会含有指涉含义,从开封到郑州再到北京,这是地点转移,马上相关的活动信息随之而来:例如有千里之远的距离,交通工具可以是汽车、火车、飞机,或者相关的时间需要多少天,天气怎么样?三个城市的商业信息怎么样?凡叙事均含有这种指涉功能,交往行为,言语行为都应该细心分析信息指涉。所谓内指涉是语言符号之内的信息交流。
它揭示了语言的内部形式和意义产生的奥秘。我们看图示: 这个图示表明每一个语言符号均是一个二元组合,即音响书写的物质层面和意义层面组合而成了词语。我们认识一个词的形体,并且认为它有意义它必须包括如下一些元素:1,能用声音或字符给说出来,它有一个称呼。
2,如果要让被人明白,它必须是一个意义单位,它指的是什么。3,符号作为事物与含义的代表它关涉到给事物命名,人们不能直接和事物打交道,只能用一个符号代表唤起对事物的想象。
哦,原来这个符号代表那件事。4,我们应该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链条使音响和概念连接起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书写的是什么,注意这个链条连接的并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我们看到的符号的物质层面。这样我们便可以定位下列元素: 符号:是音响发生和字符书写的组合。
能指:音响形象,字符是我们具体感知的物质形式。所指:物质形式之内的含义,即意义。意指:是连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符号意义如何构成。所指 ________ → 意指 能指 由此我们看这词语符号的内部都是相互指涉的,它们是独立的各个元素,但又相互依存,只有在系统关联时符号才能是有意义的存在,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
我们现在分析这个符号内部的形式构成与它的指涉功能意义何在,为什么会成为符号学中的重大问题。语言基本上由四个元素组成的,那我们可以对语言的基本性质定位了。语言是构成性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单一元素,可见语言自身便带有指涉性能。第一,语言符号是构成性的,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组合,它的内部是由能指与所指相联结而生成的整体。
第二,符号的形象由物质形式和意义三者约定俗成地构成,表明语言是一种多层关联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的共同产物。第三,符号物质形象的识别和意义的传递与接受我们是从差异性中比较而获得。
但他们之间又是相互指涉的。第四,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构成,受历史的陈规所制约,为一个族群所共同使用,所以人人不可以改换语言,在文化传承内部语言又不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我们不能随意创造一种语言,一种语言接受传播因素是复杂的综合的漫长的,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新语言。意指是构成性的,它不能确立一种原则,也不能显示为一种物质的形式因素,它仅是能指与所指的关联链。所以“意指总是通过一种确定的社会和一种确定的历史来建立,总之,意指是解决人与自然的人之间矛盾的辩证运动。
”(巴特语),从词义角度说,意指仅是揭示意义来源于文化历史的传承。这些语言关联元素的特点给我启示了什么呢? 第一,表明语言符号的形式特征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组合的,这正好表明语言不由内容组成或决定形式,内部形式的关联性决定语言整体形式构成文本时也是关联的,既然是关联的又是文化传承的,约定俗成的轻易不可改动这又形成了语言的套话,模式化与机械化,我们可以打破这种习惯组合的常规,这便有 了语言陌生化的手法。语言形式新的创造又有了可能性。
第三,语言由关联元素组成形式而且是任意的,关键是由元素彼此的差异构成意义,这说明语言符号的生产是无限可能的,组合也会是无限丰富的。第四,普通语言学和文学言语学是有根本区别的,普通语言作为工具和媒介我们不能创造,因为那会影响社会人群的日常生活的交流。
文学言语是反常规的,是可重新构成关联方式,形成新的形式,所以文学言语是可以创造的。语言的内指涉还深层指向语言和无意识的关系。
这个问题得从语言的发生机制上去探讨。语言形式的内指性还针对无意识和意识及思维,语言学家一直恪守语言发生的社会机制的假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佐证特别有力量,因为索绪尔提出了关键性意见:一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而且它们的组合关系是任意性的,其能指的语符是人类群体规定的。二能指和所指是任意性的,但它们组合产生意指,这个意指是约定俗成的,这个约定俗成一定是社会性的。我们便可以推测语言是外在人由社会构成的。
三语言是在代际相传中延续、丰富、发展的,这也可以说明语言是社会性的。所以索诸尔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7页) 承认语言是社会性的我们只能放在外指性上研究它。我把它放在内指性上讨论,一个立足点是人类凭本性拥有语言,语言发自生命的需求。
二个立足点,我这里说的是文学语言,它是属言语范畴,是个人发出的声音而不是公共语言。三个立足点,从语言的工具性,媒介性功能转移到主体性,表现性来认识。
语言发生机制的真正秘密是被弗洛伊德和拉康发现的。他认为无意识只有在语言形式中才是可靠的。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
这一点上他们俩略有差别,弗洛伊德认为:意识观念是由具体的观念加上词语观念组成,而无意识观念则仅仅只有事物的观念而已。拉康从梵帝冈的语源学考察,vagire婴儿第一声啼哭预言了(vaticinatio),标志言语始于最初的口吃。
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认定,语言也揭示了无意识的结构。妈妈这个词为全世界不同语言公认流通,但妈妈是一个概念,注意妈妈的音响形象中元音a均被包含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这肯定发自婴儿最早对母亲的呼唤中,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语言的无意识结果,但你又可以指出许多语言仅是社会创造的结果,找不到无意识踪迹。
这好理解,语言在发展,有许多新创的词语受文化和意识形态所支配。但并不能用后者去否定前者。如果仅说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
这一句话对我们小说语言没什么用,它仅为一个抽象的观念。无意识=语言有许多的内部的复杂规则。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是语言的是因为事物观念呈现必然带有事物的词语呈现。这个表述清晰明确。
在他的深层理论中,无意识转化为意识只是一部分被词语化了。另一部分因压抑机制又退回到无意识了,这退回去的无意识我们并不能理性地知道它是什么。
表面看起来有道理,其实无意识也要被表现出来的,它被本能冲动所显示,这种显示我们表层说不清,但是作为隐喻结构它是可以解释出来的。从解释上看无意识仍然带有它的符号系统,即语言的性质。
目前我们能找到无意识的途经大抵有梦境、失语、下意识行为等,凡个人明白在干什么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语言和行动都不算无意识状态。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诠释语言判别语言的方法;受主题意图支配有意识形态趋向的都不能是无意识语言,反之语言在表演在行动中但没有逻辑关系并不知道终结意图是什么的才能属无意识语言。前者意识语言充当了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所以一句话一个语段完结,它的意义也就告诉你了。后者无意识语言不仅自身不提供一个意义的解,还可能引入歧义,这时就需要精神分析的界入。
有一个人,赤身裸体地在街上跑,左顾右盼,看样子想找一个地方藏起来。但街道空阔,规整没有藏身之处。他是谁?面目不清。
他想躲在一棵大树后面,但是大树后面的窗口里正有几张严肃的脸在注视他。他故作镇静地走开,去推路旁的一扇门,门锁着,他使劲推使劲敲使劲撞,但那门纹丝不动。......他看见一座门楼上垂挂一面大旗,便去拽那面旗,想把它拽下来裹住自己。但那面旗发出金属声,原来是一块铁板焊成的旗。
史铁生《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这是一个逃跑的梦。他找门藏起来,门锁着,他找布包起来,旗是铁片做的。他不停地跑,结果成了众人眼中的展品。这时的语言:街、树、门、路、旗、铁板均是一系列能指,不提供意义的路经,那么我们怎么去探求它的无意识状态呢?逃亡,这是众多人都遇到的逃亡之梦,一般梦境中逃亡均有一个追杀,或者吞噬的危险,灾并没有给出逃亡的动因,我们通过逃亡者找门找旗找路,知道这是一个没出路的逃亡,压抑在门与路、在旗帜,这里暗含了意识形态机制。
那人逃到了橱窗,从玻璃上看清了那个人原来是A。A是谁?A原来就是你自己。那人一拳打碎了玻璃。自我就这样粉碎了。
这样的一个社会他找不到自我。在这样一个逃亡的梦境中能指一直是延异出场的,我们并不能知道每一个孤立的能指是什么,但许多能指都到场以后我们分析这一条能指链,意义产生了。当然这一段语言的最终所指还是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延异登场了。
这给我们提供了语言意义认识的新渠道。拉康改写了结构语言学,在索绪尔基础上提供了新的语义模型: 索绪尔 所指 意指 拉康 能指 S 能指 所指 s 拉康19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提出了他的观点: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实际存在一个纯粹的能指领域,能指先于所指存在。因此语言不是由符号组成的而是由能指组成的。
这样拉康改变了能指与所指的位置,用大写的S表示所指,使用斜体方式。所指不是给定的是制造的,是能指游戏的结果。前一个能指出现后便变成后一个能指的参照物,无数能指排列之后形成能指链,一个能指就是为另一个能指表示主体之物,这样能指标记为S1、S2,还可以说S3、S4,1950年拉康和雅柯布森认识成为朋友,他吸取了雅柯布森对失语症的研究并引入横向轴的概念。
在能指链上,横向轴的是历时性组合为相邻关系构成了换喻。纵向轴的是共时性组合为相似关系构成了隐喻。语言是所有结构的唯一艺术,言语的动力就来自主体的欲望,主体的欲望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而无意识欲望的表达手段便是隐喻和换喻。
但无意识欲望表达必然受到压缩和移置,因此任何言语的能指都不可能单一地存在,它必然还在另一个能指的参照物下来深入分析。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鲁迅《狂人日记》 在这个例句中,不同的人均在一个能指链上:议论我的人、一路的人、最凶的人(张嘴、笑)在这个能指链每一个孤立的能指都没实际意义,这些能指排列后,能指之间为参照和主体,所指产生了,这些人干什么?共谋(布置)在这个能指链上我们历时性的横向轴考察,系列能指均是换喻关系,它们相邻出现均指向了共谋布置。如果共时性的纵向轴考察,能指与所指是隐喻关系。能指链上下都指向了杀人象征。这里出现的两个例句都关涉主体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欲望,求生欲望的无意识表达。
前一例梦,后一例是错乱的幻觉。梦境是以幻觉性实现欲望的,为什么所指不是一种直接表达呢?因为无意识受本能驱动的目标被压抑着在人脑的意识领域里无时无刻都在移置与压缩,所以无意识改装成各种面貌出现,人只能借助感受相似性的形式发现同一东西处于趋向中,因而获得所指只能靠意指过程来实践了。这个意指过程便在能指链上,每个能指都是深层无意识的替代物,“正是借助于替代的可能性,一种欲望才能以自我表白。”因而文学性语言在揭示无意识状态时,一是能指的拼贴间,二是在能指链的最后。
它“是一个推知和分析的过程,所以主体经常为他发现的东西所震惊。”((法)穆斯达法·萨福安:《结构精神分析学:拉康思想概述 》,第19页)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意识表达经常处于被压抑中,一旦显现出来便成了意料之外了。
往往需要用矛盾的对立的方法,从各种可能性入手,最有可能的是能指表层最显眼的地方分析,而且是分析这个替代物的反面,正是这个反面是我们寻找的自我表现的实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只看到大量的能指,而所指是空缺的。可见替代物仅提供了我们分析潜意识的线索。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而且是深层的。按精神分析学派的说法,无意识=语言,或者说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我们今天谈的语言实际是两个概念:语言与言语。
语言是公共社会交流的工具媒介,言语是个体言说的话语,文学语言正是一种言语流动。保持一个人的本性,揭示个人意识与行为的真实状态,我们可以说个人语言是无意识的反映。但语言是社会性的,是理性的逻辑的,是一套语法规则的产物,那我们如何理解社会语言是无意识的呢?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拉康是通过口吃失语症发现语言是无意识的,并推衍到当代文化分析中去,提出了语言是表意链的断想,作为一套文化分析策略对当代社会考察确实很有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说它是语言自身的逻辑关系。没错,语言服从一套语法规则,它是纯技术纯客观的。
公共社会交流我们应用的常规语言。文学语言反常规,是变形语言,为什么反常规语言是无意识的本来面貌呢?怎么样证明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呢?因为语言结构的规范对语言和言语的准则是不一样的,这确实是一个内在矛盾。我的思考是,无意识是人的深层精神结构,语言的结构与规则也是人类共同的思维规范。于是我们可以肯定无意识和语言均属人们个体的,但它们也同时属于社会的。
如果无意识和语言不是共同地含有社会属性,那么人与人无法在社会领域里交际。无意识受压抑肯定是社会伦理的,而语言我们说它模仿事物时是一个客观中介,其实语言内部也是一个等级的制度,语言结构也是自身规定了优先权,将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天然地便划出了等级,名词、代词、副词、动词,这些功能无一不反应了语言的等级。更何况语言规则是由人制订呢?由社会与人。
当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和言语与无意识同一性的问题。杰姆逊说:“一个意符在移向另一个意符时会产生特殊的效果,而这活动最后便构成所谓意义的诞生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意义的效果——即由不同意符之间相互关系所投射及衍生出来的客观化的一种表意幻景。”((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第471、472页)他的说法中不再使用所指一词而是使用的意义效应一词来表述。
他这里是重复了能指链的提法,关键是他分两个方面解释意义效应如何作用与失效。其一:不妨把个人的身份(自我)视作一种时间关系的特殊组合;过去的、未来的,都在自我所身处的此刻统一起来,而其产生的特殊效果,也就是我们为个人所最终获得的身份。再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活跃的时间组合本身又是一种常规以内的语言功能。
更准确一点说,时间统含所发挥的乃是语句的固有功能。个体身份认同是无意识的,时间统含下的语言功能是常规的,这很复杂曲折地把语言与言语、社会和无意识,还有个人统一起来了。语言与言语仅仅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语言与无意识的同一性特别重要的告诉我们现代文学语言一定要指向无意识深度。
这刚好透露了我们当代小说语言上出现的毛病。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读本占居了主流文学的位置,把语言等同了社会观念,与当下的政治行为,这类语言在表述红色经典时实际在泛滥的游戏中取消了这种主流意义。
一方面仍是语言工具论盛行,特别是网络媒介流行以后,语言变成了纯客观的字符,或者某种观念的嚎叫。还有一方面是当代许多探索幻想文学的文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正好被他自身语言的滥用所误。最突出的是你看一个表面热闹试验的文本竟找不出他的句型变化,语法规则的变体,一个陈述句或比喻句写到底,你可以不必在意识形态的红色主题里寻找美感效果的句子,可是你翻完了某本新潮小说后竟也找不出个陈述最大限度前置化的句子,它们仅是借用了新的套语。
现代小说语言的内指性正好指向了无意识的深度,意识的复杂表述,思维曲折细微地变化。语言不能成为对现实的模仿对观念的图解。指涉是指语言内部的信息播散流通所及。指涉物则具体一些,通常把指涉物指定为某一物体,?(如树,马)或语言体系内特定的指称,即最基本的部分(如能指,所指),具体指涉物我们好理解。
但它也指向抽象,(如爱,自由)更清楚地说指涉物是文本中的一个标题、主语、名字,讨论中的一种概念、理念、观点。另外符号也是指涉及指涉物,在能指与所指关联时,往往是能指唤起某种所指,能指往往是特定的文化与道德的价值,系列能指的出现容易在一条能指链上构成意义,这就是能指的效应。(意象式的)在能指与所指的区别上,能指表明的是主体,客体,是建构符号的重要的形式特征。所指往往要通过意识形态建构是非自然的(主体赋予的观念)这引出另一个词:参照性,意思是所指必然是社会文化的参照性来制定批评原则。
指涉物不是永恒固定的价值物,而是参照的、非普遍性的,这很好理解指涉是社会文化,特定语境中锁定意义的(能指),例如爱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与人群中分别指称友谊、兄弟、欲望、关爱、性欲、厄洛斯、喜欢等。从指涉物与所指参照性正好说明一种及物性写作的存在。
及物性写作是文本语言针对他者,针对意识形态的表述,也是一种宏大叙事,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观念写作,应该说这是现实主义写作的最大特征,它要针对社会历史与时代问题发言,相信文学能解决这种社会疑难问题,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实际看,及物写作成为了文学史主流,文学成为社会历史的代言人,类似于巴尔扎克那样的书记员,同时及物写作也成为重内容轻形式的规范性标准,统治中国小说110年的历史。因上述的理论基础,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尤其是后者对日常生活物化的表现。
”同时又可以看作现代主义物化对它带来的一切乌托邦补偿。我们看到各种破碎感的半自治性,及其后续产生的抽象客体(声音与色彩)构成的新的自治性和内在逻辑,刚好是这些新的半自治性和资本主义理性的废品存在打开了生活空间,这就提供我们(乌托邦)想象上经历理性化的反面和否定。
什么叫乌托邦补偿呢?是我们日常空间充满了物化,市场机制世俗化,现代世俗与古典的感觉,还有那些各种奇异色彩与声音都可以量化计算,这种异质空间不同于历史而是一种新的乌托邦体验,它和此前的历史不可等同,这种欲望的乌托邦它是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文化的嬗变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理想,虽然真实已荡然无存了,但想象中或物化现实更加真实,这一切应合了新的政治社会与个人的需求,因而它是补偿性的。这样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的内在构成。
社会象征投射在哪儿呢?投射于社会的现实内容,投射于特定时代人群的独特的感觉系统并与其利比多发生共鸣。这样语言永远都会存在一个自我和他者的问题。语言的及物性刚好证明了语言有他者的问题,语言在途中,是语言行为,语言行为的自我表演,但也必然涉及他者,这是一种语言幻象。语言可以作为交流活动,作为媒介工具,可以模仿再现事物,可以针对客观事物言说,看来无法否定语言的他者化,由于有了语言,客体可以主体化。
这个幻象必定来自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的指谓性决定。二是语言是能动的,它可以内外指涉。
三是语言的内部形式,因为有内容的隐蔽投射而得以存在。同时语言凭借着世界自身万事万物的光辉灿烂而构筑形象。语言要行动一定会设计他者,语言一起飞,作为精灵的使者,在白云上能触摸蓝天,在蓝天之外有语言吗?有!日月星辰。语言追逐一切光亮和灿烂,那种永恒无际的纯蓝,蓝得透明而近于虚幻,语言粘贴在它同名的翼翅上,轻轻扇动,语言的舞蹈,在蹁跹中是节奏,跳跃而动荡,编织成旋律,有浩荡的宇宙之风,语言由色彩转化为声音,由声音转化精灵的气息,语言浮游而翱翔,行云流水,驮着金灿闪光的光线,下澈或者飞扬,临空一嘹亮又成为薄如纸页的弹唱,从云层抛出一个弧形,牵成丝丝缕缕的湿润,一滴一点的浩空水液,斜飘、垂直、横荡,由飞鸟的羽翼划出雨帘,这时语言化水,真正成了点点滴滴,滑下云层,在空旷的山野接触世俗的地面,语言由飞翔的精灵,变成了世俗的泥土。
语言永远是一个变化的魔术师。我们讨论了语言是指涉的,同时又是一种指涉幻象。这可以视为语言指涉的悖论。
语言指涉我们通过大量例证证明了它确实存在,但它也确实创造了指涉幻象。什么是指涉幻象呢?我们说能指与指涉直接秘密地结合,在符号上构成了具体的表述细节,新问题出现了,所指该至于何处呢?所指被排除符号,没有所指那能指形式何以归附,这种能指与指涉直接结合产生的效果便是所谓的指涉幻象。巴特说,“指涉幻象的真相如下:作为外延之所指,真实在现实主义陈述中被删除,作为内涵之所指,真实又返回现实主义陈述。
(这二者是矛盾的)要知道这些细节长于表达真实,那么除了真实感它们就什么也没表述。”……换言之,因指涉而引发的所指缺失,反而成为了现实主义能指,于是真实的效果得以生成。(参见1982年Barthes)我们这里必须要把语言的指涉与文学现实主义区别开来。
语言不能反映现实是指语言本质上是脱离现实的,语言仅是符号,它代表事物时,语言可以在场,事物是缺席的,换句话说语言并不能实打实地代表真实之物,仅是一个虚拟的幻象。但这又不能彻底隔断言语和现实是相关的并影响他者。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而语言的指涉只能说明语言的形式构成是关联的相互构成,但文学的指涉是非现实之物,是一种在场的缺席,是一个想象界,虽是因语言而生可它并不在语言之前而存在。
现实主义始终都是一些编码,这些编码只是显得真实自然。语言并不真正指向现实界。
指涉幻象造成的现象之物是这样一种状态,瞬间让语言消失,让我们相信面对的不是词语而是现实真实的本身,这是一种符号隐身于指涉身前或身后被营造出来的一种真实感觉,意即那事物在场的幻觉。读者以为自己在面对真实之物,而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象。文学语言肯定有发生学的奥秘,就个体而言肯定有个人无意识和特殊语境的关系产生,我大致推断文学语言发生: 一是社会时代的集团成员的交流因素,这从我国自1902年小说界革命开始,社会革命语言的产生最能说明问题。
我们从中国革命的政治问题看,所有的社会革命语言几乎没有偏离这种政治运动的主线,由此可见语言是社会时代的反应,语言是社会的象征行为。这个社会革命政治运动在在各国既作为语言的内容也作为语言的类型形式。从社会发生学看语言,我们可以把语言视为政治无意识的。
从经验层面看,我们几乎不能使用一套超越时代社会的未来语言,即使有超凡的想象力也不能,因为社会时代的进展总体可以预期,具体置于环境偶发的,特殊时的事件发生我们不能预期。可见社会时代语言的发生是人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用如下公式:语言 = 人 + 时空 + 事件。从社会发生学来看语言是其社会内容与个人的综合反应。语言可视为内容的,工具的,媒介的性质,我们可以视为语言说人的形象,但也有例外,如七月派的语言,虽是革命语言,但它又是强烈的个人的主观色彩,总体上说社会革命语言属一种宏大叙事,受强大的观念支配,是一种意识形态语言,语言的文学性差,许多文本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学性,如果我们还承认政治与文学的分类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史语言发展状况确实如此。
二是人类文化与家族、地域相联系地看语言发生学,语言主体本身便是人类文化学的,同时也源于家族地理,承认语言的约定俗成,实际是肯定了语言的地域性,一定地理范围有一定的语言习俗习惯,童年语言形成时个人便置于那个地理环境,语言作为一枚文化徽章,对个人说几乎不可改易。我们说乡音未改,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一辈子的事情。
人是家族的代代相传,语言也是家族里因承相袭,可以肯定我们的语言是集团无意识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尤其显现在人的地方性知识上,这包括命名和行为习惯,特别是一个人的声音习惯,尤其体现为无意识状态。作为中国的乡土小说语言极为鲜明地记录了这种语言现象。这种家族环境也对个人文学语言深刻影响,从个案看,老舍、鲁迅、李劼人、彭家煌、端木蕻良、白先勇、张爱玲、,都是如此,奇怪的是巴金、茅盾都写了家族个人,他们却没有浓厚的家族地域语言。从语言上背叛地域与家族是极不容易的,因为它进入了无意识状态,如果不是特殊职业的规定状态,人是不肯改变母语状态的。
有句极重要的话,当一个人有了新的语言状态,这并不表明语言和地方性没有关系了,而是说新的地方性决定了新的语言状态。当然,每个国家都有统一语言规范的普遍要求,一个大区域的母语和个人血脉相连的地方性仍是有区别的,大语种的母语是共性的,是一种公共语言,只有个人出生的地方性才是个性化的,特征鲜明的。三是个人的本能语言。人是靠本性拥有语言,对此我深信不疑,但萨丕尔反对,或是他针对普通语言学而言,文学语言尤其是个人化的本能原欲所拥有,因此我还相信语言是远古神话与原型的东西。
语言根植个人灵魂,所谓什么人说什么话,语言如果忽略了心灵的根基,只作为公共交流的媒介与工具,那语言对个体,对自我便是一种疏离的东西,表明人不要语言可以生存,这基本上是动物性能的,一个白痴是否可以不要语言?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他只要行动与交流仍需要最基本的语言表述。因此,我们可以把语言视为一种生命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康认为语言具有无意识结构,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只要思维一启动便是语言性的,人是用语言思维的动物,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语言起源的问题,还涉及到语言与生命的关系,要想知道人的奥秘就必须懂得人的语言。“每一个社群都是靠语言活动组织起来的。人们所说的话语使我们最直接地观察到社群的一切活动,这些话语在社群的每一个活动中都起一定的作用。要研究一个人类集团,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言语(la parole), 如果我们想要更深入地探索这个社群的习俗及其历史起源(包括图腾象征),我们就必须从系统地描写它的语言开始。
”(参看《语言哲学方面》)这是从人类总体语言现象上看问题,人是活动的交流的整体,如果从人的个体看语言,恐怕没这么简单,以人的社会属性看语言,我们可以以意识形态去把握,但这仅仅是一种公约,是意识的。人的奥秘在于人的无意识状态甚至连人自身并不很完全了解,这就决定了我们从语言进入无意识层面,人的言语是人的无意识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还有梦、失语、无意识动作等)如果是自由联想的写作,特别是在幻觉状态下,人的意识不可控,这时的言语最具有对人性探索的最深刻的功能。
人的奥秘因此而泄露在无意识的语言状态中,所以超现实的自动写作言语具有极重要的文学价值。舍此应该是精神病患者那些非逻辑的呓语的文学。
而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缺陷,尤其现代小说语言的最大缺失,我虽用了很大精力研究了现代小说的自主语言的发展线索,也剖析了重点个案,但由于真正的个人梦境写作和超现实写作的缺失,中国现代小说家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伪装,个性写作受到了社会的压制,真正个人心灵的展露、本真的无意识显示几乎付之阙如,因此我们很难看到中国人人性本质的真实。即使我们会从社会学意义上去解剖人性与社会现实,我们仍是主观意图的想象,是一种意识形态,受阶级、政治、等级、价值的制约。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小说史上展示的人性具有相当大的虚假性。
不是靠本性拥有的语言,语言有没有自主意识,这样构成的文学的历史如何不是虚假的,我们怎么能去相信呢。文学语言的发生学上是从理论方面说了三个起因,这仅仅是论及语言之产生的可能性。其实语言之发生,生产应该是综合的,有感性也有理性,发生之根源因个人不同也会千差万别。
社会性、地方性、潜意识,仅是比较大的方向上的抽象,一些特殊的、变异的、不可理喻的语言生产来自先验的,我们可能都会找得出起源,但是来自幻觉的、想象的、病态的,我们是很难找出语言的根由。语言发生学和语言之间又会有很大的区别,发生有不解之谜,生产呢?生产之谜是可解的,这里藏着众多的个人才能学识的技巧因素,文学语言除了那种才华天纵的人之外,或者有特殊敏感里的人之外,更多的是一套个人化的语言技巧,有很多的后天可学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语言如同绘画从基本功上说还真有熟能生巧的问题,当然也有写了一辈子诗歌,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人,终身没有领悟语言的奥秘,一生仅是个手艺人。品评鉴定语言成就的高低只有在该母语之内来认定,所有的翻译文本都是不能作为纯语言的例证来考评的。语言艺术里含有一个双重经验的征服与转换。
一方面是个人运用语言的经验,语言经验里含有语言知识掌握得多少和对语言敏感性的问题,前者是可学的,后者是先天性的,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是语言作为形式它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征服,世界自身的经验,或者说人与事自身的经验,借助语言来作为一种表现,这是更内在的经验,或者说内在经验投射在内部形式,(形象的形式,思想的形式,情感的形式)转换成一种语言形象,经验转换成语言形式会充满技巧,于是有的人会转换得很漂亮,有的人会转换得很笨拙。在经验转为语言形式时除了技巧,更隐秘更内在的影响语言的是感觉与体验,感觉是直观的是身体器官性的,应该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处理语言。
体验是反思的理性的,体验会寻找自我意识,所以体验的语言更内在,带有思想的深度。感觉的语言和个人本能与欲望相关,充满灵韵,会神采飞扬。所以在语言生产中总会是感性与理性交互在一起产生作用。说得更明白一些是意识与潜意识的相互征服,文学语言成为口语语言或书面字符那仅仅是语言从发生到生产的最后的终结形式,是一个语言成果。
什么是经验?我这里采用康德的说法: 一、作为主体(我)的事件和行为的经验活动。二、这种经验活动中经验到的东西本身或作为这种经验的东西。在经验到的东西或可经验到的东西意义上的经验,经验的对象,就是自然。(海德格尔《物的追问》) 我以为经验不是事实,而是事实经验上升到形而上的某种理念。
所以经验是一个认知结构。如果谈论到文学语言的经验形式,这时文学语言形式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经验引述,它至少包括以下几重经验形式:1,语言自身表述的语言经验知识,例如语言的语音形式、词素形式、语法形式、句法形式、语义形式。
你一定极为熟悉运用这些语言经验。2,事物主体活动的经验。
这是一种事实经验,是客观的但又处于运动之中,包含着一系列事物运动,也包括人相应的观察体验的过程,这才有可能准确的经验表述。3,个人在经验活动中经验到的一种主观抽象的东西。
也就是人对事实经验的一种主观提升,个人感受到的经验状态。4,语言经验和事实经验整合以后,一种可以表述的经验状态。
当然它是一种意义形式呈现的,这里要求语言的文学呈现,一方面要准确,一方面要生动,一方面要艺术,一方面还要融合个人的本能与直觉。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称为文学语言形式中最杰出最独特富有创造性的语言,或者说是一种个人的风格语言,在文学史上可以开宗立派。文学语言分析方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我曾专门给研究生开了个专题课“文学言语分析引论”,还是非常紧张地讲了一个学期。我们说文学理论某种意义上讲,当代文学理论课基本上是讨论用各种分析方法研究文学文本的形式与意义。
我曾花了三年时间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基本上是解决文学类型语言分析的专著。文学语言分析可分为两大系统。
一个系统是就语言形式内部,即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诸方面对语言发生的各大元素作微观研究的分析。另一个系统是对文本内部语言运作技术的关联分析,语言形式与文本语境的拓扑关系的揭示。还包括语言总体上的分割特征。一、音位分析的首要之处是在语言的差别之中,哪些是用来区别意义的,(相同位置的不同音,有时是对立的,或者一个音(P)多次出现但不在一个位置上),产生了区别性差异与非区别性差异。
从总体语言来归纳大约可以分为60个类别,这叫音位。音位准确但发音不能绝对准确,因为每个人音响并不统一。音位是指类音,但音位中个别音又是音位变体,音位变体是非区别性差异,(它的变体是非对立的)音位分析需要一套系统的方法。
1,发音中的二项对立的矛盾共有12组我们按符号次序排列起来,这种分类可以按开音节音从方法的元音序列,和辅音序列处理。(把所有以同一个音起头的形式放在一起)。2,把上述排列重复运用到所有其他位置上,排出各类型的音节中不同程度的轻重、高低、升降的元音和二合元音,列出对立的音位素。(可以从语言学家的音位学吸取成果) 3,比较综合各音位表得出音位总表。
总表不仅是分表之和,还有一个互补分布原则。列出了音段音位清单后,组成语流便可以看清话语的音段。4,重点分析音段语音的变异,这些变异有:音量、重音、音渡等。
分析结果产生超音质音位。在注意重音推到出语调。音位分析尤其适合于诗歌韵律与节奏。
是一种声音形式的分析,音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属纯形式因素。二、形态学是指词的构形、词素、词组可以按规则组合也可以反规则组合,研究词,一头连着音位,一头连着句子。
词的内部变化可以是结构形式的,也可以是修辞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些词有意义,一些词没有意义而且不能单独表意,词表意的叫自由形式,不能独立的叫黏附形式,凡属有黏附形式的叫合成词,较小词组合成的词叫复合词。只要词语单位不能再分为更小的意义单位叫词素。合成词是从基础词语派生出来的,男人一词和简单词好、或坏,组成了好男人、坏男人。
形成修饰关系,叫派生词。如果没一个单词能够跟这个合成词一样在任何地方都起着完全相同的作用,这便是合成屈折词了。
如,熊猫的头。词法分析主要指向合成词的组合关系,形成巧妙的配合。
词法有六大成分,主、谓、宾、定、状、补。它们的功能性改变或者位移,使其成份发生变化,这也是文学语言形式讲究的,例如后设性语象(改变状语和谓语的位置),主动句改变被动句(宾语和主语换为),定语在主宾中的变位(修饰语变成陈述语),形态变化的方法除了改变位置的方法,还有附加法,内部变化法、重叠、异根互补,零变异等。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还有一个常规方法,便是陌生化。陌生化重要方法便是改变词性的运用。
通俗说是词语的反常规搭配,形成词语之间的悖论性质。三、语法分析是句子内部的形式分析。表明某种语法功能的变化位置会产生意义效果。语法是语言的一种基本规则,是组句的基本规律。
这是文本语言的重中之重。因其内容复杂我这里简化抽象出几种方法: 1,代词研究,人物主体和文本主体的关系、位置、不同的人称代词对文本的性质有决定性作用。我,为自我指涉的代词,他可深入到无意识领域。
他,是一个延异的无限所指,他者,是一个异己化力量。自我和他者涉及到主体和客体的位移,你,是一个指证对象,对话感,是另两个人称的参照物。
另外,代词的虚拟性能与身份认同问题。2,主语形式分析,文本主语与讲述方式,人物与作者。
主语方式确定视角、焦距。另外是语法主语,他的功能和位置,直接主语与称代主语。次之,有逻辑主语,句子的深层结构是指向它的。
还有交互主语,人物关系的变动。同时要特别注意主语的隐含形式分析。3,谓语类型研究,可以分为六式:连谓式、兼语式、述愿式、条件式、感受性、独立谓语。谓语是语义核心,文本的深度探索必须分析谓语性质及如何运用。
4,词语的组合关系比较。词语与词语的搭配关系既是形式的重要元素,也是一种意义生成。普通语言学,作工具媒介运用的语言,其词语搭配是预期的,文学语言的词语配搭最好是破坏预期的。
隐喻与换喻一般都不是预期的。词语组合技巧我提出了十二种类。(参见《文学言语分析引论》) 四、句法分析。
句子内在于语法,外在于句式。文学语言的形式最重要的显示于文本的句子。它包括语式与语类。列举如下:肯定式、否定式、判断式、疑问式、陈述式、条件式、假设式、述愿式、祈使式、或然式、必然式等。
托多罗夫把句子分成两大类:意愿类、假设类。这种分类之下还有许多小类,他对这种分类做了许多理论上的说明。另外从语言、词素、语法、句子、文本、语境有一套属于文本的语言层次的分析。
语言层、词汇层、句子层等。五、文本语义层次分析。这种方法里的关键概念有:命题、情态、语境。
重点在两个方向,一是把语境分析作结构语义学的重要内容。二是有了结构语义学的矩阵分析。重心在考察文本内部语言意义层次之间的细微差别。
要特别牢记语义方阵图示: 上述四个矩阵角的对立面基本意义是向对立的。四方环阵会产生六个关系项,四个相对意义在六个项内构成意义循环,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别,正是意义指向。虚线连接的矩阵表构成了一个内在的意义场。
我们可以用革命矩阵看其内部意义的差异:(代入革命四角) 革命关系的意义变化: 1,革命 → 对立 → 反革命 2,革命 → 矛盾 → 非革命 3,非反革命 → 中间 → 非革命 六、符号元素分析。这里指语言构成的四个要素:符号、能指、所指、意指的形式,无论我们强调哪一个都会从根本上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甚至引起文学语言理论的变化,而且在理论界引起巨大纷争和长久讨论。1,拉康模型:意义效应。
拉康结构模型里语言符号是三比一构成的关系组合。指涉物:符号、词语、文本均可以指涉现象世界的。这打破了能指与所指一对一之间对应关系的神话,于是能指里任何一项都会是超量的,众多符号、众多词语、众多文本,它们只能集中在能指的位置上便变成了超量能指准对一个所指,例如“爱”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所指,而爱的能指却是无限超量的语符形式,假如我们把超量的恋人絮语,反复亲吻的动作,表达欲望的器官接触,全放置文本的能指位置,我们只要分析能指超量的符号就可以得出普遍的意义,能指在相互撞碰、滑动就产生了意义效应。
这就是说所指不到场我们也可以根据所指拼贴从效果上能知道意义是什么。拉康又称为表意链断裂(产生精神分裂)。
一个意符在移向另一个意符时会产生特殊的效果,超量的能指符号最后连环状态构成了意义的诞生,(我们并不要核心符号,概念标志出所指意义。)这种意义的效果由超量能指提供:不同的意符之间的相互关涉所投射及衍生出来的客观化的一种表意幻景。一旦能指链条断裂就会成为一堆符号的碎片,这就是精神分裂产生的心理故障。2,意义假说。
超验能指(中心概念)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条线,既隔断又联系,由这两个符号在线条上连接构成意指(能指与所指结合形成意义系统),这说明意指仅是一个链条,它不是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任意连接的,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是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因此意指行为链的时间性,或者语言行为均是以差异性为中心特征构成的。
这深刻说明语言内部符号构成任何意义仅是相对的,任意性正好说明意义是加上去的,武断的文化观念的结果,意义仅仅是一个假设出场。能指的线性和超量的时间延续展开表明意指行为并不产生意义,而是能指彼此之间碰撞构成的意义效应,意义随着能指链条推动,滑行,而意义永远是通过句子,能指链推迟出现的意义踪迹。我们总是假定存在一个决定整个符号系统隐含着的超验能指,即观念、信仰、意义。符号由一个中心概念支配地存在着。
而超验能指与社会历史力量人类文化信仰分不开。由此可见我们的超验能指本身是一个意义预设。文学语言形式分析的方法很多,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结构批评分析、生成——转换语法分析、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叙事学分析等都有各自语言形式分析的独特方法。最后要说的所有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证方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绝对完美的,即使用数理逻辑的方法也不能穷尽语言形式及意义的全部特征及效果,因为文学语言有自身的不确定性,局部和整体之间是一个拓扑学性质。
因此一切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用尽了以后,人需要采用语言直觉的方法把握语言的特征。《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除了采用文学理论中所有的新方法外,更多的采用直觉把握语言的方式,是一种现象学的意向性语言研究。思考题: 1,什么是由于的指涉功能,何为指涉幻象? 2,文学语言发生的可能性,从个人出发谈谈。
3,列举一些文学语言的分析方法。2012-10-01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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