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说不尽的毛泽东）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主席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主席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主席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主席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 　　人们可以以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主席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主席、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

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主席、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主席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

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主席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去集结，这支部队，变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

的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多次讨论，反复研究。

十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

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毛主席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

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毛主席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

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呜般的掌声中，毛主席开始讲话。

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

”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的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弱、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主席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主席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

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

”“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已动手修建的。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

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地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主席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编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编者注)出来。

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主席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主席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主席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主席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标。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

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

毛主席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工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纳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

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

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它资本主义的私的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

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义，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 　　毛主席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路线问题，毛主席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主席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如不相信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主席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

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

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

”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主席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

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

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标”。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

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

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晌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

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

五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主席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

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主席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主席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主席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

“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

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赞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

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

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

“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主席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扬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主席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

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主席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毛主席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

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备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不攻。

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对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同一天,中共中央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

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

毛主席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解胜利的喜悦中。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